终于看到一部戏,人物不是在讲对白,而是在『讲话』。

  2020-07-29 点击量: 313 点赞522

终于看到一部戏,人物不是在讲对白,而是在『讲话』。

满满咖啡厅,坐落在闹区中的静巷。室内斑驳的砖墙下,有着童年的木马;一旁的书柜上,陈列几本你我长大后才读懂的文学书。角落的植栽,静静呼吸。冬日午后,木桌上摆放的檯灯,投递出一片暖黄。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的编剧群,慢慢地诉说起,关于故事的心事……

杨富闵出版于2010年的短篇小说集《花甲男孩》,在当时即受到文坛极大的瞩目,而改编戏剧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,则在播出之后,获得超高收视率,继而掀起一股讨论风潮,并登上网路平台爱奇艺年度冠军,电影版更即将在农曆新年上映,至今话题不减。

事实上,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脉络里,文学的边界已逐渐鬆动,并与各种艺术形式之间,产生紧密的连结与对话,不仅拓展了审美向度,无形中亦扩大了我们对于文学的想像。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的编剧群,正是来自小说、电视剧、舞台剧、电影各个专业领域,并以其多元的背景,淬鍊的笔力,将文学改编此一剧种类型,带出不同的创作面貌。

说故事的人

编剧资历最丰富的杨璧莹指出,现今的影视环境竞争激烈,网路与电视的收视相互拔河,在这样的情势下,台剧很长一段时间,处在非常低迷的状态,而「植剧场」系列的「革命」,正是试图以新的尝试突破困境。《花甲男孩》这部小说本身就具备戏剧性,适合改编为影视作品,是总监王小棣选择它的主要原因。

原着彷若一张「地图」,编剧的工作便是依此描绘出延伸的路径,让观众抵达更深处的花园;同时,也必须将原着中感动的桥段,铺叙为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情境。杨璧莹觉得,《花甲男孩》不仅呈现南台湾风土人情与庶民生活,它更为吸引人的是,「人物难以面对的生命,难以承认的身份,甚至是人和灵之间的联繫,以及人与过往的关係。」小说多个篇章中,「人物经常遭遇不堪而难言的过往追讨而来,让他们在生活里感到惶然迷惑。」于是在这部戏中,便衍生出开校车的光昇、离家出走的花慧、犹豫着是否成为乩童的花甲这些角色,他们的选择或者不选择,其实都处于茫然之中。「小说里『迷航』的命题,如此令人着迷,是我决定改编这本小说的动力」,杨璧莹说道。

吴翰杰认为,在《花甲男孩》原着小说里,对于角色细节的描写已相当充足,作者有意识地去运用对话的语言,因而当这些人物原型挪用到戏剧之中,就能顺利地形塑角色的个性、说话的方式与动作的呈现,使人物的形象更为「饱满」。他在网路上看到观众如此评论:「终于看到一部戏,人物不是在讲对白,而是在『讲话』」,让他明白这是戏剧成功之处,因而备感欣慰。

詹杰也表示,《花甲男孩》中许多精彩故事,都成为戏剧的基底。这部戏能获得高收视率,也许因为它「反映了观众对真实故事的渴望」。这一群没有明确梦想的人,故事都是很完整的,他们的人生如何掉下去、又怎幺被拉上来的过程,让我们看到自我生命的某个瞬间,亦因为如此,每个人都可以在戏中找到情感投射的对象,暗想着「我好像是戏里的那个人」,而从中得到安歇。

阿嬷的礼物

杨富闵作为一名台湾文学研究者,长期关注祭祀、庙会、遶境等民俗仪式。宗教信仰与他的生命经验紧密联繫,正因为他是一个「宫庙孩子」。由于家与宫庙邻近,每逢庙会举行,神明出巡总会经过家门口。起乩与摆阵,在鞭炮的声响与烟尘之中动静开合,显得非常迷人。

然而,转大人的课题,还有老病与亡逝。就读大学时,杨富闵编选一本名为《送葬人》的作品集,内容涉及悼亡与送行。而在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里,因为阿嬷的弥留与过世,失散在外的人,生命迷航的人,纷纷回到祖厝,重新聚集在一起。就像《花甲男孩》所写:「我们都忽然有事可做,而非茫茫渺渺人世间。有家可归,有棺可扶。」因而丧礼不只是仪式而已,更被赋予了象徵意义。

杨富闵说,丧礼就是「一群人回来了,一群人离开了」,然而,参与的每个人,都可以在这样的大风吹里面,找到自己的位置,进而反思家庭与人伦的意义。詹杰认为,在这部戏中,阿嬷并没有留下什幺遗产,而是静静地赠予所有子孙一份礼物──让他们有机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,「看到自己不够好的地方,其实就是长大的开始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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